月榜图书|神王之国:良渚古城遗址

【导语】良渚之都,神王之土。先贤营国,百工巧作。数华夏五千年之源头,且看良渚文明之崛起。本书围绕近年来良渚古城遗址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对良渚古城遗址的情况展开详细介绍,为大众揭开良渚古城遗址的神秘面纱,还原出一个真实的良渚古城。

 

一、关于良渚的几个概念

我们说“良渚”,是我们想要人们将这中华五千年文明可视、可触的直观印象铭记于心。可到底什么是“良渚”?良渚古城是不是就是良渚王国?良渚文化是不是就是良渚文明?“良渚”这么有名,但为什么其重要发现都集聚在瓶窑镇?

理清了这几个概念,我们就会觉得“良渚”更加亲切了。

首先是“良渚遗址”。遗址这个概念内涵很小;遗址分很多种,有可能是一个墓地,有可能是一个古村落,有可能是一个古战场,林林总总,不一而足。通常在某一个具体的地点,用当地的一个村、一个乡镇、一个山头、一条河或附近某个标志性建筑的名称来命名它,这样人们很容易就能知道这个遗址大概在什么位置。而良渚遗址,就是当时良渚镇上一批史前遗址的统称,它是以乡镇名来命名的。当时的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今浙江省博物馆)有一位十分有心的职员名叫施昕更,他于1936年12月至次年3月,在其家乡余杭良渚一带,发现了以黑陶为特征的十余处新石器时代遗址,也就是我们后来说的良渚遗址。具体到每一个遗址上,还有一个更小的地名,比如棋盘坟、横圩里、钟家村等。

然后是“良渚文化”。这里的“文化”,和我们平时说一个人有文化、有学识的意思是不一样的。这个“文化”是考古学上的概念,特指在一定的地域,一定的时间范围内,由人类活动创造的一群具有特点的物质文化的总合。当考古学发现某个地区,集中、频繁地出土一些具有同类物质文化面貌的遗存时,通常会以首个发现地的名称来命名这种考古学文化。这个地区的范围,有时是很广大的。比如良渚文化,所涵盖的地区范围几乎覆盖了整个长江下游,又以太湖流域的遗址点分布最为密集。我们对它年代的认识,是距今5300~4300年,如果和约公元前2070年所建立的夏朝相比,良渚文化出现的时间更早。这一时期人们的生活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原始,农业(如水稻种植)和手工业都已经相当发达。日常生活用具以石器和陶器为主,而治玉与雕刻工艺、漆器工艺、大小木作工艺等,均已达到令今人叹为观止的地步。由各处大大小小的墓地显示出的随葬品等级来看,良渚的社会,已经是一个等级社会。

接下来说说“良渚古城”。良渚古城是良渚文化众多遗址中的一个遗址,就位于瓶窑镇东104国道以北。这个遗址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是一个“遗址群”,是由许许多多被逐渐发现并认识的遗址点组成的整体。它有城墙、城门,有护城河,有宫殿区、墓葬区、手工业作坊区,还有外郭城……它不是一个单一的墓地或居址,而是很多不同功能的遗址的聚合,呈现出一个古城的形制。称其为“良渚古城”,并不是说它位于良渚,而是因为这整个古城的文化属性是良渚文化。

在良渚古城的基础上,我们又提出了一个概念——“良渚王国”。这是一个带有政权性质的概念,这一概念使得良渚文化升级为一个处于集权统治下的国家。

当然,若以良渚古城为国都,目前还不能够论证这个王国的直接统治范围有多大。我们可以比照一下2200多年前的战国时代,当时有的国家的面积甚至还不如今天的浙江省。其实在当今世界,很多国家的面积都非常有限。因此,良渚王国的直接统治范围可能并不大,边界也还比较模糊。而我们所能了解的,目前只是这一王国都城的规模与范围。但正是具有都城性质的良渚古城被发现,才促成了“良渚王国”这一早期国家概念的诞生。

有了古城,有了王国,“文明”的提法才有所凭据。这里的“文明”,并不是日常生活中“创建卫生文明城市”的“文明”,而是社会复杂化过程中的一个关键节点。判断一个社会有没有进入文明时期,国际上是有一系列标准的,比如:出现城市和等级社会,开始使用文字、青铜器,出现复杂的礼仪性建筑等。这些标准是国外考古界对人类社会的演进情况进行归纳得出的结论,我们照搬使用了很多年,这也成了我们认识自身文明形态特征的阻力。良渚古城的发现,则突破了文明探源的瓶颈。它的城市规制、社会等级、权力分配、分工体系、组织管理和统一信仰,在玉质礼器的制作、城墙和高台的堆筑、水利设施的建设等方面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因此,良渚古城所代表的良渚文化高度发展,进入了文明时期。这就有了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良渚文明”。

二、良渚古城的文化区位

余杭区瓶窑镇是良渚古城的一个地理行政区位,可文化区位除了地理位置外,还包括它在整个良渚文化分布区内的位置、在整个良渚文化中的时代跨度、在中国境内当时的史前文化体系中的地位等。

20世纪20年代末期,中国的近代考古学诞生在黄河流域。最初,我们对史前时代的探讨形成了以红陶、彩陶为主要特征的黄河中上游地区的仰韶文化和以黑陶为主要特征的黄河下游地区的龙山文化这两大文化系统并列的局面。

仰韶文化距今7000~5000年,因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而得名,主要分布于陕西省、河南省、山西省、甘肃省、内蒙古自治区等中原及邻近中原的地区。陶器制法多为泥条盘筑,较晚出现慢轮修整,多红陶,彩陶工艺发达。最具特色的陶器器形有小口尖底瓶、细颈壶、葫芦瓶、钵、盆、罐等。陶器器表流行拍印绳纹、线纹等。彩陶多为以烧前的黑彩绘制各类几何装饰纹样或人物、动物类图案。石器常见石斧、石铲、石刀、石凿等。聚落形态则以半坡类型的向心式布局最为显著,晚期出现长屋和连间的排房。农业以旱作农业为主,饲养猪、狗和鸡。

当然,考古工作者很快就发现了龙山文化是出现时间介于仰韶文化和殷商文化之间的一种文化。龙山文化的年代整体上晚于仰韶文化,其距今4600~4000年,因山东济南城子崖遗址而得名,其分布范围包括山东省全境,江苏省、安徽省北部,以及河南省东部的部分地区。陶器以灰陶、黑陶为主,磨光陶的占比较大。轮制技术普遍。陶器器形主要有鼎、鬶、甗、豆、高柄杯、环足盘等,并以蛋壳黑陶、白陶器最为精美。陶器器表常见弦纹、篮纹、附加堆纹、刻划纹、镂孔等。石器主要有石斧、石锛、石凿、石镰、石刀、石钺、石镞等。此时,制作精美的玉器开始流行,镂雕技术、绿松石镶嵌工艺高超,并出现金属冶铸手工业。农业发达,除了粟、黍之外,也开始种植水稻。聚落间出现了明显的等级分化。

就在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相继被认识的学术背景下,华东地区的文物工作也逐渐展开,开启了对长三角地区古文化发展历史的探索。1936年5月,施昕更参与杭州古荡遗址的试掘时,联想起自己在家乡见到的一些黑陶和石器。但那个时候,黑陶被普遍认为是龙山文化的遗物。而后施昕更对良渚棋盘坟、横圩里、茅庵前等6处遗址进行了小规模发掘,并出版了《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一书。但当时,在梁思永先生《龙山文化——中国文明的史前期之一》一文中,“杭州湾区”与“山东沿海区”“豫北区”仍共同作为龙山文化的三大区块。

1953年,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成立华东文物工作队,发掘了杭州老和山遗址(即古荡遗址)。随后几年中,江苏无锡仙蠡墩,浙江杭州良渚朱村兜、半山水田畈以及浙江湖州钱山漾、邱城等遗址的发掘,使得学界开始注意到长江下游的原始文化与龙山文化的区别。1959年,夏鼐先生正式提出了“良渚文化”这个名称。20世纪70—80年代,通过江苏吴县草鞋山、张陵山,江苏常州武进寺墩,上海青浦福泉山等良渚贵族大墓的发现,以及江苏常州圩墩、吴县澄湖,上海青浦崧泽,浙江嘉兴雀幕桥、海宁千金角、平湖平丘墩等遗址的发掘,学界又逐渐认识到长江下游的考古学文化有其自身独特的谱系。最终,在苏秉琦先生区系类型理论下,太湖—钱塘江地区成了类型独立的文化区,良渚文化成了此地一支具有地方特色的考古学文化。

对比江阴高城墩、武进寺墩、吴县草鞋山、青浦福泉山等环太湖地区的几个高等级的中心聚落,良渚文化目前可见的最高规格的中心聚落——良渚古城,竟然偏居于南部山前的一个盆地里。这和我们观念里那种中心聚落位于中央、影响范围同心圆式地向外扩展的文化分布模式不同。这首先应是基于资源优势和地理条件而做出的选择。那么,它是否统治了平原地区?或者以何种方式维系这些平原聚落统一的文化面貌与信仰体系?或者需不需要有其他的地域中心一起维护统治?是否还有其他离心离德的地域中心与之对抗?这些引人深思的问题,是王国体系下的“良渚”无法回避的,也是未来叙述良渚故事的一个角度。

良渚古城的时代跨度,基本贯穿了整个良渚文化。良渚人在5000年前就开始规划这个地区的生存环境,通过修建水坝、开掘水道、堆筑高台等一系列大型工事,在此地营建王都。此时,整个长江下游地区可能并没有同时进入良渚文化的范畴,比如,太湖西北部地区很多土著文化特征鲜明,与典型的良渚文化存在区别。古城沿用到了良渚文化晚期,由于人口增长、居住用地加大,城内的出土遗物也最为丰富。而此时的长江下游地区,整齐划一地使用着良渚文化的器用,实行着良渚文化的制度,可见其日渐增强的约束力。

而此时的中原,尚未发现有可与良渚古城等级匹敌的中心聚落。但辽西地区红山文化的牛河梁遗址和江汉地区石家河文化的石家河遗址,却已闪现出文明的因素。相信通过今后的考古发掘与资料整合,我们能够见证5000年前,中国各大区域文明的诞生。

 

三、择中立国——良渚王国的都城营建

“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的思想,在良渚人营都之时大概就已经萌芽了。这是整个长江下游地区史前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第一次质变,更是“满天星斗”的史前文化数千纪以来碰撞融合、竞相盛放中的第一个王国。

良渚古城遗址位于余杭区中部,跨瓶窑镇与良渚街道两地,地处浙西山地与杭嘉湖平原交接处的C形盆地。整个遗址群北、西、南三面为天目山支脉所环绕,资源丰富,内有东苕溪从西南向东北贯穿而过。遗址群内水网密布,孤丘散落。C形盆地东北方直通太湖,地势低平,是主要的对外通道和重要的水稻产区。独特的地理位置造就了C形盆地显著的资源优势和优越的战略地位,奠定了良渚王国定都立国的地理基础。同时,为了调控山间的水资源,满足防洪、运输、灌溉等需求,良渚人在古城的西北方向建造了目前所知世界上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直接控制着包括古城在内近百平方千米的广袤国土。

我们现在所认识的良渚古城,主要由古城核心区的“三重城”及城外祭祀遗迹和水利系统组成。城圈内的面积大约有3平方千米,算上外城则有6.3平方千米。而古城直接控制了 C形盆地内40多平方千米的范围,在这一范围内就集中分布着100多处不同等级的良渚文化遗址。

良渚人营建国都,预先的规划颇为令人惊讶。他们利用当时的高地与水网条件,规划居住台地与水路交通要道,将堆筑高台与开挖水道合成一件工事;且对于不同施工阶段、不同施工条件下如何采用施工便道、如何使用不同性能的建筑材料、如何边修筑边维护等,他们也有成熟的把握。

当然,古城的发展是动态的。考古人通过钻探与发掘,发现经确认的早期台地多分布于城圈以内、河道两侧。早期古城内河网密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河道为大量的生活垃圾淤塞,人口也日益增多,为了扩大居住用地,便在淤塞的河道上继续堆筑黄土,形成新的生活区。到了晚期,不仅城内大片区域都用来居住,生存空间还向城外蔓延。城墙的功能开始丧失,而后逐渐沦为驻地,城外堆筑起了断续接连的居住台地,最终形成了古城的核心——由内向外的“三重城”结构。

“三重城”结构的中心为面积约30万平方米的莫角山宫殿区,其外有6千米长的城墙围绕着的内城,最外侧为扁担山、里山、卞家山等台地围起的外城,形成类似后世都城的宫城、皇城、外郭的三重结构体系。站在宫殿区一个叫“大莫角山”的台地上,向南眺望,不远处另有一个叫“皇坟山”的人工高台与之相对,而远处又正对着大观山的尖顶。皇坟山的考古工作尚未正式开展,除了出土过一座高等级贵族墓外,还没有别的发现。目前还只能推测其是与大莫角山相辉映的某种礼制建筑。这就像是古城内的一条中轴线,尽管城内功能区的划分并没有体现出东西对等,但在中轴线上设立连续的高等级场所,足以说明中轴线的重要性。这与历史时期对称的都城布局虽然没有必然联系,可这种以“中”为尊的建城理念却也与后人的建城理念相去不远。从整个核心区建筑的高度上,也可以看出这一理念。从大莫角山这一宫殿基址,到整个莫角山台地,到城墙,再到外城的生活台地,高度逐级下降,突显了山前盆地内宫殿区中核心建筑的至高地位。我们可以以今人的角度来理解良渚人的设计理念——以“中”为尊,这也与城内的等级分布情况相合。我们在很长的时间内,都没有关于5000年前的国家的概念,认为史前的古人还在结绳记事、刀耕火种中缓缓地走着,却不曾想,良渚王国早已一跃而起。

原来,古今一体竟是这么神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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