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榜图书|苏轼十讲

【导语】苏轼一生“如鸿风飞,流落四维”,虽仕途几经浮沉,但其心灵世界博大宏丰,兼擅诗、词、文与书法、绘画,乃至经学、史学、医药、水利等,在众多领域达到一流水准,最后“湛然而逝,谈笑而化”,走向最好的生命完成,可谓穷尽了中国士大夫的一切可能性。本书对此做精妙讲解,一部披沙拣金的“苏轼新传”粲然可见。

 

第一讲 雪泥鸿爪 

苏轼的诗词中对“鸿”的书写非常多,经常是用来自喻的。“鸿”是候鸟,随季节的更换飞来飞去,苏轼是个官员,也要随朝廷的差遣跑来跑去,于是他觉得自己像“鸿”。进一步说,不但是跑来跑去的时候像“鸿”,整个人生也就是在世间的一次匆匆旅行,所以人生在整体上也像“鸿”一样飞过这个世界。那么留下来什么呢?也许有些痕迹,就是“雪泥鸿爪”了。这“雪泥鸿爪”出自他早年写的诗,可以说是他有关“鸿”的书写中最脍炙人口的了。不过,这仅仅是苏轼写“鸿”的起点,从这个起点出发,经过一生,后来有个终点。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终点,因为它跟起点非常不同。正因为终点跟起点不同了,所以我们有必要去考察产生不同的过程。这过程,就是人生。

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也就是苏轼在世的最后一年,他从贬谪之地海南岛获赦北归,五月一日舟至金陵(今江苏南京),遇见老朋友法芝和尚,作《次韵法芝举旧诗一首》:

春来何处不归鸿,非复羸牛踏旧踪。

但愿老师真似月,谁家瓮里不相逢。

(苏轼《次韵法芝举旧诗一首》,《苏轼诗集》卷四十五,中华书局1982年。)

苏轼写了此诗以后不久,七月二十八日就病逝于常州。所以,第一句中的“归鸿”是他最后一次对“鸿”的书写,而且肯定是用来自喻的,因为这个时候他好不容易从海南北归了。我们知道这一只“归鸿”马上就要终结旅程,读起来不免是伤感的,但苏轼写下“何处不归鸿”的时候,心情无疑是喜悦的。这就是跟“雪泥鸿爪”的不同。“雪泥鸿爪”是谈不上喜悦的,也可以说是相当悲观的。从“雪泥鸿爪”到“何处不归鸿”,意味着从悲观中解脱出来。

当然这首诗比较难读,除了“归鸿”以外,接下来还有“羸牛踏旧踪”和“老师真似月”两个比喻,四句诗写了三个比喻,而且大抵直呈喻体,对喻义没有明确的阐说。这样的写法给我们解读诗意造成很大障碍,但这是老朋友之间相赠的诗,作者这么写了,他相信对方即法芝和尚是能够看明白的。

法芝是谁呢?《苏轼诗集》有个注,说法芝“名昙秀”。这个注释是错误的。苏轼确实把这位法芝称呼为“昙秀”,但有时又称为“芝上人”,所以他应当是名法芝、字昙秀。宋朝的僧人跟一般人一样,也有名有字。名是法名,由两个汉字组成,前面一个汉字表示辈份,如“法芝”的“法”,就是辈份,他剃度的时候,一起剃度的师兄弟都叫“法×”,这样“法”是同辈师兄弟共有的,只属于他的就是“芝”,所以经常单用一个“芝”来称呼他。字呢,一般也是两个汉字,如“昙秀”,但这个不可以拆开,不能单用一个“秀”来称呼他。这是名与字的不同用法,阅读有关僧人的资料时,需要注意。

跟苏轼同时的一位诗人贺铸,其《庆湖遗老诗集》卷七,有一首《寄别僧芝》,诗前有一段自序说:“吴僧法芝,字昙秀,姓钱氏。戊辰(1088)九月,邂逅于乌江汤泉佛祠,将为京都之游,既相别,马上赋此以寄。”这里介绍的“吴僧法芝”,被贺铸简称为“僧芝”,字是“昙秀”,这就是《次韵法芝举旧诗一首》的写赠对象了。他的俗姓是钱氏,又是“吴僧”,很可能是五代十国时吴越钱王的后代,苏轼在杭州时,与钱王的后人建立了很深的友谊。

孔凡礼先生编订《苏轼诗集》时,参校了各种版本,把诗中“真似月”一语校改为“心似月”。这个校改,我觉得也不对。苏轼有一篇文章,叫《书过送昙秀诗后》:

“三年避地少经过,十日论诗喜琢磨。自欲灰心老南岳,犹能茧足慰东坡。来时野寺无鱼鼓,去后闲门有雀罗。从此期师真似月,断云时复挂星河。”仆在广陵作诗送昙秀云:“老芝如云月,炯炯时一出。”今昙秀复来惠州见余,余病,已绝不作诗。儿子过粗能搜句,时有可观,此篇殆咄咄逼老人矣。特为书之,以满行橐。丁丑正月二十一日。(《苏轼文集》卷六十八,中华书局1986年。)

丁丑是绍圣四年(1097),苏轼贬居在惠州,法芝前来看望,苏轼的儿子苏过写了一首律诗送给法芝,就是文章开头抄录的八句。苏过的诗里有“从此期师真似月”一句,苏轼在后面解释说,这是因为苏轼早先送法芝的诗里已经把对方比喻为“月”。我们查一下“老芝如云月,炯炯时一出”之句,是在苏轼《送芝上人游庐山》(《苏轼诗集》卷三十五)诗里,作于元祐七年(1092)。这样,事情的经过是:元祐七年苏轼把法芝比喻为“月”;过了五年,苏过继续用这个比喻称许法芝,所以表述为“真似月”,意思是“但愿您真像我父亲说的那样,澄明如月”;然后再过四年,苏轼写《次韵法芝举旧诗一首》,又转用苏过的诗句来赠与法芝,文本上应该以“真似月”为是。

“真似月”与“心似月”有什么差别呢?都是把对方比喻成“月”,但“心似月”可以是第一次作这样的比喻,而“真似月”则表明已不是第一次,这是很重要的差别。在苏轼父子与法芝之间,这个比喻被反复使用,其喻义为双方所知晓,且不断地加深领会和沟通。借助于这个简单的意象,他们可以达成更为复杂曲折的交流。这一点值得强调,因为诗中另一个比喻“牛”,也曾出现在苏轼元祐七年赠予法芝的《送芝上人游庐山》中,也是反复使用,我们后面将会解析。至于“鸿”,在苏轼的作品中出现得就更频繁,其含义亦必为法芝所了解。作为赠诗的接受者,这位方外友人能够明白“鸿”、“牛”、“月”三个比喻的意思,所以苏轼不需要多作阐释。

不过我们若仔细揣摩诗意,则苏轼将三个比喻连贯地呈现在一首诗里,分明是有一条意脉的。他说我现在是“归鸿”,不再是“羸牛”,希望您真的似“月”。这究竟在说什么呢?我们要对这样一条意脉加以清晰的透视,就必须从苏轼的一系列文本中找到相关的书写,来确定其喻义。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个发现是,这些文本正好可以把苏轼的一生串连起来。

一、苏轼诗词对“鸿”的书写

苏轼字子瞻,出生于宋仁宗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这景祐三年大致相当于西元1036年,但苏轼的生日,推算起来却到了1037年1月8日。所以这件事表述起来有点麻烦,写成“苏轼生于景祐三年(1036)”或“苏轼生于景祐三年(1037)”都不太确切,只好把年月日都写出来。他的父亲苏洵和弟弟苏辙也是著名的文人,按照当时文人的一般做法,他们都要通过科举考试走上仕途。不过两代人在考运上差别很大,苏洵考了一辈子都是不幸落第,而苏轼、苏辙则在嘉祐二年(1057)第一次参加考试就一举登科。这一年的主考官是欧阳修,因此苏轼兄弟就成为欧公的“门生”。对于苏轼来说,拜入欧公门下,应该是比金榜题名更重要的事,他后来一生的政治态度、文艺主张,都自觉地继承欧公的衣钵。

不幸的是,就在嘉祐二年,苏轼的母亲程氏在家乡眉州去世,这样他必须回家为母亲守孝。到了嘉祐五年(1060)再到北宋的东京开封府,在欧阳修等人的推荐下,他和苏辙一起参加了次年举行的制科考试,又是联名并中,苏轼被授予“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厅公事”的官职,这是他的仕途起点。于是他告别父亲和弟弟,独自去凤翔上任,途中写了著名的《和子由渑池怀旧》诗,就是苏诗写“鸿”的起点了: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

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

往岁马死于二陵,骑驴至渑池。

(苏轼《和子由渑池怀旧》,《苏轼诗集》卷三)

这首诗前面的四句,就是“雪泥鸿爪”的来历。

“雪泥鸿爪”是个比喻,其喻义是什么呢?简单地说,就是太渺小的个体不由自主地飘荡在太巨大的空间之中,所到之处都属偶然。古人注释苏诗,多引北宋天衣义怀禅师(993—1064)的名言“譬如雁过长空,影沉寒水,雁无遗踪之意,水无留影之心”(见惠洪《禅林僧宝传》卷十一《天衣怀禅师》)来注释此句,认为苏轼的比喻是受了这禅语的启发。从时间上看,义怀比苏轼年长数十岁,苏轼受他的影响不无可能,但嘉祐年间的苏轼是否知道义怀的这段禅语,却也不能确定。我们且不管两者之间有否渊源关系,比较而言,潭底的雁影比雪上的鸿爪更为空灵无实,不落痕迹,自然更具万缘皆属偶然、本质都为空幻的禅意。不过,从苏轼全诗的意思来看,恐怕不是要无视这痕迹,相反,他是在寻觅痕迹。虽然是偶然留下的痕迹,虽然留下痕迹的主体(鸿)已经不知去向,虽然连痕迹本身也将在时间的流逝中渐渐失去其物质性的依托(僧死壁坏,题诗不见),但苏轼却能由痕迹引起关于往事的鲜明记忆,在诗的最后还提醒弟弟来共享这记忆。所以,义怀和苏轼的两个比喻虽然相似,但禅意自禅意,诗意自诗意,并不相同。禅意是说空幻、说无常;诗意却正好相反,说虽然人生无常,在这世上的行踪也偶然无定,留下的痕迹也不可长保,但只要有共享回忆的人,便拥有了人世间的温馨。这也许受了禅意的启发,但并不是禅,而是人生之歌。

当然,“鸿飞那复计东西”,此时的苏轼对于人生的感受,确是不由自主,充满偶然性的。从仕宦的实况来说,这样的感受将会延续一生,所以这个“鸿”的意象在他以后的诗词中也不断重现。直到他去世,苏辙在《祭亡兄端明文》中依然用“鸿”来比喻兄长的身世:

涉世多艰,竟奚所为?如鸿风飞,流落四维。(苏辙《祭亡兄端明文》,《栾城集·后集》卷二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我觉得苏辙这几句正好可以移注“雪泥鸿爪”一喻。因为身世飘忽不定,所以一切境遇皆为偶值,无处可以长守,不能安定。而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为官之人不能自主,一身随朝廷差遣而转徙,竟不知将来之于何地,则此身犹如寄于天地间,随风飘荡,而前途也如梦境一般不可预计。

人生固然是不可完全预计的,苏轼还在凤翔的时候,对他非常欣赏的皇帝宋仁宗去世了,其侄子宋英宗继位,改元治平;到治平三年(1067),父亲苏洵卒,苏轼、苏辙再次回乡守孝,期间宋英宗又去世了,宋神宗继位,改元熙宁;到熙宁二年(1069),守完孝的苏轼回到东京,迎面就撞见一件大事:王安石变法。

这里暂不谈论王安石变法的是非功过,当时产生的一个显著结果,就是把北宋的政界撕裂为两半:支持变法的“新党”和反对的“旧党”。有许多原因使苏轼选择了反对立场,但宋神宗的支持使“新党”在“新旧党争”中占据了优势,这就使苏轼被迫离开朝廷,熙宁四年(1071)任杭州通判,熙宁七年(1074)任密州知州,熙宁十年(1077)任徐州知州,长期在地方上工作。由于作为地方官的他必须执行自己所反对的政令,心情必定是不好的,在当时所作的诗文中难免有些宣泄。这些宣泄引起了“新党”的注意,认为是恶意的讥讽,加以弹劾。正好王安石罢相,宋神宗改元元丰,亲自主持政局,使原本反对王安石的话语读起来都像在反对皇帝了。语境的改变引起有意无意的解读错位,给苏轼带来一场牢狱之灾,就是轰动朝野的“乌台诗案”。元丰二年(1079)苏轼转任湖州知州,七月二十八日在任上被捕,八月十八日押解至京,拘于御史台,到十二月二十八日才结案出狱。期间,负责审讯的御史台对他严厉拷问,意图置之死刑,但负责法律裁断的大理寺、审刑院却认为苏轼所犯的“罪”可据朝廷历年颁发的“赦令”予以赦免,最多剥夺他两项官职就可以抵消。最后,由皇帝圣裁,加以“特责”,贬为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受其连累的苏辙也贬为监筠州盐酒税。

于是,元丰三年(1080)至七年(1084)间,苏轼贬居黄州。他在黄州所作的一首词里,再次以“孤鸿”自比: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

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

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苏轼《卜算子·黄州定惠院寓居作》,龙榆生《东坡乐府笺》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这里的“幽人”、“孤鸿”都在写自己。他原来以“鸿”自喻,是因为必须随朝廷差遣而转徙,不能自主,感到被动不安;但此时被朝廷抛弃了,不再转徙了,却又觉得孤怀寂寞,有不被理解之苦,所以这“孤鸿”仍是精神上遭流落的象喻。

不过,“拣尽寒枝不肯栖”,情愿停在寂寞的沙洲上,表明这“孤鸿”对自己的栖身之地有所选择。有选择就是一种主体意识,与完全被动的随风飘荡之鸿有所不同了。――这不能不说是贬谪的打击唤醒了苏轼对主体性的自觉,大抵贬居的时候对“自我”的关心总比身任要职时期更多。

苏轼在黄州所作的诗歌中,还有一首包含了写“鸿”的名句:

东风未肯入东门,走马还寻去岁村。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江城白酒三杯酽,野老苍颜一笑温。已约年年为此会,故人不用赋《招魂》。

(苏轼《正月二十日与潘郭二生出郊寻春,忽记去年是日同至女王城作诗,乃和前韵》,《苏轼诗集》卷二十一。)

诗意是说,每年在相同的时间、约相同的朋友到相同的地点聚会,喝酒写诗,这样的生活很好,不必因为是贬居就不快乐。这里写的“秋鸿”,有了候鸟的另一种属性。在“雪泥鸿爪”里,那个“鸿”只是迁徙、飘零,不知道会去哪里;而这个“秋鸿”是会回来的,一年一度到相同的地方。

所以,作为候鸟的鸿,春去秋来其实是有规律的,其境遇并非全属偶然。或者说,偶然性并不来自鸿本身,而是来自外力的迫使。人也是如此,自由之身可以与喜爱的环境反复温存,听命于朝廷的仕宦生涯才会四处漂泊。这个时候的苏轼年近五十,而坚持“新法”、亲自主政的宋神宗只有三十几岁,苏轼当然不能也不敢因为政见不同,就预想皇帝会英年早逝,他只能为仕宦生涯就此结束做好心理准备,调整心态去适应长期贬居的生活,而从中体会到获得自由之身的喜悦。

不过苏轼的仕宦生涯并没有在黄州结束。元丰七年(1084)宋神宗下诏让他离开黄州,改去汝州居住,不久又同意他改居常州。然后,元丰八年(1085)宋神宗崩,年幼的宋哲宗继位,太皇太后高氏听政,起用司马光等“旧党”官员。苏轼也在十一月起知登州,十二月召回京城。元祐元年(1086)任翰林学士,成了“元祐大臣”。就仕途而言,这是佳境,但也意味着自由之身已经失去,他又必须听命于朝廷的差遣而到处转徙,重新陷入“雪泥鸿爪”般的人生境遇。

元祐四年(1089),苏轼再次来到杭州,担任知州。这又是旧地重游,当然跟写“人似秋鸿来有信”的时候不同,那是主动约了朋友旧地重游,这是被朝廷差遣到同一个地方。但这次重游的经历,似乎令他的人生被动、所至偶然之感有所纾解,以诗为证:

到处相逢亦偶然,梦中相对各华巅。

还来一醉西湖雨,不见跳珠十五年。

(苏轼《与莫同年雨中饮湖上》,《苏轼诗集》卷三十一。)

这首诗里没有写“鸿”,但首句“到处相逢亦偶然”,正好就是“雪泥鸿爪”喻义的直写。太渺小的生命个体在太巨大的空间里不由自主地飘荡,所到所遇无不充满偶然性,同梦境没有根本区别。而在这样的过程中,人生最珍贵的东西——时间,却悄无声息而冷酷无情地流逝,当老朋友重逢而彼此看到的都是满头白发时,感慨之余,是否为生命的空虚而悲哀呢?在这里,苏轼虽然没有悲叹,可读者分明能感到一种人生空漠的意识扑面而来。

不过,苏轼也提醒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件事:如此渺小的个体在如此巨大的时空中飘荡,而居然能够重逢,那简直是个奇迹,足可快慰平生。所以,此诗的后两句扭转了悲观的意思,等于是在提议为“重逢”而干杯!因了这重逢的喜悦,“雪泥鸿爪”般的人生也弥漫出温馨的气氛,驱走了空漠意识。十五年前,苏轼曾以“白雨跳珠乱入船”(《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五绝》之一,《苏轼诗集》卷七)形容西湖之雨,同样的情景如今再一次出现在眼前,仿佛一段悠扬乐曲中的主题重现,令人陶醉其中。如果说“重逢”是个奇迹,那么即便如何平凡的人生,原也不乏这样的奇迹,使生命具有诗意。

候鸟一年一度到同一个地方,当然也是“重逢”,但那必须是能够自主的生涯;这不能自主的生涯里居然也有“重逢”,便是更值得珍惜的。对于日常生活中发生的一切,不断地深入体会,就会发现很多应该珍惜的东西。我们读宋诗,尤其是苏轼的诗,经常会读到这样的内容。

苏轼离杭归朝,是在元祐六年(1091),此时他的弟弟苏辙已经获得更高的官职,进入了执政官的行列。所以,为了避嫌,苏轼经常申请到外地任官,先后在颍州、扬州、定州等地担任知州,中间也曾有几度在朝,所获得的最高官职是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礼部尚书。这离执政的宰相只有一步之遥,所以《宋史》的《苏轼传》还为他没能当上宰相而感到遗憾。不过苏轼的仕途经历,后来有人概括为一联,叫“一生与宰相无缘,到处有西湖作伴”,他不但自己没当上宰相,而且与宰相王安石、司马光等都闹得不太开心,而他当过地方官的杭州、颍州都有西湖,扬州有个瘦西湖,后来贬谪到惠州,还是有个西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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