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榜图书｜苏轼十讲

【导语】苏轼一生“如鸿风飞，流落四维”，虽仕途几经浮沉，但其心灵世界博大宏丰，兼擅诗、词、文与书法、绘画，乃至经学、史学、医药、水利等，在众多领域达到一流水准，最后“湛然而逝，谈笑而化”，走向最好的生命完成，可谓穷尽了中国士大夫的一切可能性。本书对此做精妙讲解，一部披沙拣金的“苏轼新传”粲然可见。

第一讲 雪泥鸿爪 

苏轼的诗词中对“鸿”的书写非常多，经常是用来自喻的。“鸿”是候鸟，随季节的更换飞来飞去，苏轼是个官员，也要随朝廷的差遣跑来跑去，于是他觉得自己像“鸿”。进一步说，不但是跑来跑去的时候像“鸿”，整个人生也就是在世间的一次匆匆旅行，所以人生在整体上也像“鸿”一样飞过这个世界。那么留下来什么呢？也许有些痕迹，就是“雪泥鸿爪”了。这“雪泥鸿爪”出自他早年写的诗，可以说是他有关“鸿”的书写中最脍炙人口的了。不过，这仅仅是苏轼写“鸿”的起点，从这个起点出发，经过一生，后来有个终点。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终点，因为它跟起点非常不同。正因为终点跟起点不同了，所以我们有必要去考察产生不同的过程。这过程，就是人生。

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也就是苏轼在世的最后一年，他从贬谪之地海南岛获赦北归，五月一日舟至金陵（今江苏南京），遇见老朋友法芝和尚，作《次韵法芝举旧诗一首》：

春来何处不归鸿，非复羸牛踏旧踪。

但愿老师真似月，谁家瓮里不相逢。

（苏轼《次韵法芝举旧诗一首》，《苏轼诗集》卷四十五，中华书局1982年。）

苏轼写了此诗以后不久，七月二十八日就病逝于常州。所以，第一句中的“归鸿”是他最后一次对“鸿”的书写，而且肯定是用来自喻的，因为这个时候他好不容易从海南北归了。我们知道这一只“归鸿”马上就要终结旅程，读起来不免是伤感的，但苏轼写下“何处不归鸿”的时候，心情无疑是喜悦的。这就是跟“雪泥鸿爪”的不同。“雪泥鸿爪”是谈不上喜悦的，也可以说是相当悲观的。从“雪泥鸿爪”到“何处不归鸿”，意味着从悲观中解脱出来。

当然这首诗比较难读，除了“归鸿”以外，接下来还有“羸牛踏旧踪”和“老师真似月”两个比喻，四句诗写了三个比喻，而且大抵直呈喻体，对喻义没有明确的阐说。这样的写法给我们解读诗意造成很大障碍，但这是老朋友之间相赠的诗，作者这么写了，他相信对方即法芝和尚是能够看明白的。

法芝是谁呢？《苏轼诗集》有个注，说法芝“名昙秀”。这个注释是错误的。苏轼确实把这位法芝称呼为“昙秀”，但有时又称为“芝上人”，所以他应当是名法芝、字昙秀。宋朝的僧人跟一般人一样，也有名有字。名是法名，由两个汉字组成，前面一个汉字表示辈份，如“法芝”的“法”，就是辈份，他剃度的时候，一起剃度的师兄弟都叫“法×”，这样“法”是同辈师兄弟共有的，只属于他的就是“芝”，所以经常单用一个“芝”来称呼他。字呢，一般也是两个汉字，如“昙秀”，但这个不可以拆开，不能单用一个“秀”来称呼他。这是名与字的不同用法，阅读有关僧人的资料时，需要注意。

跟苏轼同时的一位诗人贺铸，其《庆湖遗老诗集》卷七，有一首《寄别僧芝》，诗前有一段自序说：“吴僧法芝，字昙秀，姓钱氏。戊辰（1088）九月，邂逅于乌江汤泉佛祠，将为京都之游，既相别，马上赋此以寄。”这里介绍的“吴僧法芝”，被贺铸简称为“僧芝”，字是“昙秀”，这就是《次韵法芝举旧诗一首》的写赠对象了。他的俗姓是钱氏，又是“吴僧”，很可能是五代十国时吴越钱王的后代，苏轼在杭州时，与钱王的后人建立了很深的友谊。

孔凡礼先生编订《苏轼诗集》时，参校了各种版本，把诗中“真似月”一语校改为“心似月”。这个校改，我觉得也不对。苏轼有一篇文章，叫《书过送昙秀诗后》：

“三年避地少经过，十日论诗喜琢磨。自欲灰心老南岳，犹能茧足慰东坡。来时野寺无鱼鼓，去后闲门有雀罗。从此期师真似月，断云时复挂星河。”仆在广陵作诗送昙秀云：“老芝如云月，炯炯时一出。”今昙秀复来惠州见余，余病，已绝不作诗。儿子过粗能搜句，时有可观，此篇殆咄咄逼老人矣。特为书之，以满行橐。丁丑正月二十一日。（《苏轼文集》卷六十八，中华书局1986年。）

丁丑是绍圣四年（1097），苏轼贬居在惠州，法芝前来看望，苏轼的儿子苏过写了一首律诗送给法芝，就是文章开头抄录的八句。苏过的诗里有“从此期师真似月”一句，苏轼在后面解释说，这是因为苏轼早先送法芝的诗里已经把对方比喻为“月”。我们查一下“老芝如云月，炯炯时一出”之句，是在苏轼《送芝上人游庐山》（《苏轼诗集》卷三十五）诗里，作于元祐七年（1092）。这样，事情的经过是：元祐七年苏轼把法芝比喻为“月”；过了五年，苏过继续用这个比喻称许法芝，所以表述为“真似月”，意思是“但愿您真像我父亲说的那样，澄明如月”；然后再过四年，苏轼写《次韵法芝举旧诗一首》，又转用苏过的诗句来赠与法芝，文本上应该以“真似月”为是。

“真似月”与“心似月”有什么差别呢？都是把对方比喻成“月”，但“心似月”可以是第一次作这样的比喻，而“真似月”则表明已不是第一次，这是很重要的差别。在苏轼父子与法芝之间，这个比喻被反复使用，其喻义为双方所知晓，且不断地加深领会和沟通。借助于这个简单的意象，他们可以达成更为复杂曲折的交流。这一点值得强调，因为诗中另一个比喻“牛”，也曾出现在苏轼元祐七年赠予法芝的《送芝上人游庐山》中，也是反复使用，我们后面将会解析。至于“鸿”，在苏轼的作品中出现得就更频繁，其含义亦必为法芝所了解。作为赠诗的接受者，这位方外友人能够明白“鸿”、“牛”、“月”三个比喻的意思，所以苏轼不需要多作阐释。

不过我们若仔细揣摩诗意，则苏轼将三个比喻连贯地呈现在一首诗里，分明是有一条意脉的。他说我现在是“归鸿”，不再是“羸牛”，希望您真的似“月”。这究竟在说什么呢？我们要对这样一条意脉加以清晰的透视，就必须从苏轼的一系列文本中找到相关的书写，来确定其喻义。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个发现是，这些文本正好可以把苏轼的一生串连起来。

一、苏轼诗词对“鸿”的书写

苏轼字子瞻，出生于宋仁宗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这景祐三年大致相当于西元1036年，但苏轼的生日，推算起来却到了1037年1月8日。所以这件事表述起来有点麻烦，写成“苏轼生于景祐三年（1036）”或“苏轼生于景祐三年（1037）”都不太确切，只好把年月日都写出来。他的父亲苏洵和弟弟苏辙也是著名的文人，按照当时文人的一般做法，他们都要通过科举考试走上仕途。不过两代人在考运上差别很大，苏洵考了一辈子都是不幸落第，而苏轼、苏辙则在嘉祐二年（1057）第一次参加考试就一举登科。这一年的主考官是欧阳修，因此苏轼兄弟就成为欧公的“门生”。对于苏轼来说，拜入欧公门下，应该是比金榜题名更重要的事，他后来一生的政治态度、文艺主张，都自觉地继承欧公的衣钵。

不幸的是，就在嘉祐二年，苏轼的母亲程氏在家乡眉州去世，这样他必须回家为母亲守孝。到了嘉祐五年（1060）再到北宋的东京开封府，在欧阳修等人的推荐下，他和苏辙一起参加了次年举行的制科考试，又是联名并中，苏轼被授予“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厅公事”的官职，这是他的仕途起点。于是他告别父亲和弟弟，独自去凤翔上任，途中写了著名的《和子由渑池怀旧》诗，就是苏诗写“鸿”的起点了：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

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

往岁马死于二陵，骑驴至渑池。

（苏轼《和子由渑池怀旧》，《苏轼诗集》卷三）

这首诗前面的四句，就是“雪泥鸿爪”的来历。

“雪泥鸿爪”是个比喻，其喻义是什么呢？简单地说，就是太渺小的个体不由自主地飘荡在太巨大的空间之中，所到之处都属偶然。古人注释苏诗，多引北宋天衣义怀禅师（993—1064）的名言“譬如雁过长空，影沉寒水，雁无遗踪之意，水无留影之心”（见惠洪《禅林僧宝传》卷十一《天衣怀禅师》）来注释此句，认为苏轼的比喻是受了这禅语的启发。从时间上看，义怀比苏轼年长数十岁，苏轼受他的影响不无可能，但嘉祐年间的苏轼是否知道义怀的这段禅语，却也不能确定。我们且不管两者之间有否渊源关系，比较而言，潭底的雁影比雪上的鸿爪更为空灵无实，不落痕迹，自然更具万缘皆属偶然、本质都为空幻的禅意。不过，从苏轼全诗的意思来看，恐怕不是要无视这痕迹，相反，他是在寻觅痕迹。虽然是偶然留下的痕迹，虽然留下痕迹的主体（鸿）已经不知去向，虽然连痕迹本身也将在时间的流逝中渐渐失去其物质性的依托（僧死壁坏，题诗不见），但苏轼却能由痕迹引起关于往事的鲜明记忆，在诗的最后还提醒弟弟来共享这记忆。所以，义怀和苏轼的两个比喻虽然相似，但禅意自禅意，诗意自诗意，并不相同。禅意是说空幻、说无常；诗意却正好相反，说虽然人生无常，在这世上的行踪也偶然无定，留下的痕迹也不可长保，但只要有共享回忆的人，便拥有了人世间的温馨。这也许受了禅意的启发，但并不是禅，而是人生之歌。

当然，“鸿飞那复计东西”，此时的苏轼对于人生的感受，确是不由自主，充满偶然性的。从仕宦的实况来说，这样的感受将会延续一生，所以这个“鸿”的意象在他以后的诗词中也不断重现。直到他去世，苏辙在《祭亡兄端明文》中依然用“鸿”来比喻兄长的身世：

涉世多艰，竟奚所为？如鸿风飞，流落四维。（苏辙《祭亡兄端明文》，《栾城集·后集》卷二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我觉得苏辙这几句正好可以移注“雪泥鸿爪”一喻。因为身世飘忽不定，所以一切境遇皆为偶值，无处可以长守，不能安定。而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为官之人不能自主，一身随朝廷差遣而转徙，竟不知将来之于何地，则此身犹如寄于天地间，随风飘荡，而前途也如梦境一般不可预计。

人生固然是不可完全预计的，苏轼还在凤翔的时候，对他非常欣赏的皇帝宋仁宗去世了，其侄子宋英宗继位，改元治平；到治平三年（1067），父亲苏洵卒，苏轼、苏辙再次回乡守孝，期间宋英宗又去世了，宋神宗继位，改元熙宁；到熙宁二年（1069），守完孝的苏轼回到东京，迎面就撞见一件大事：王安石变法。

这里暂不谈论王安石变法的是非功过，当时产生的一个显著结果，就是把北宋的政界撕裂为两半：支持变法的“新党”和反对的“旧党”。有许多原因使苏轼选择了反对立场，但宋神宗的支持使“新党”在“新旧党争”中占据了优势，这就使苏轼被迫离开朝廷，熙宁四年（1071）任杭州通判，熙宁七年（1074）任密州知州，熙宁十年（1077）任徐州知州，长期在地方上工作。由于作为地方官的他必须执行自己所反对的政令，心情必定是不好的，在当时所作的诗文中难免有些宣泄。这些宣泄引起了“新党”的注意，认为是恶意的讥讽，加以弹劾。正好王安石罢相，宋神宗改元元丰，亲自主持政局，使原本反对王安石的话语读起来都像在反对皇帝了。语境的改变引起有意无意的解读错位，给苏轼带来一场牢狱之灾，就是轰动朝野的“乌台诗案”。元丰二年（1079）苏轼转任湖州知州，七月二十八日在任上被捕，八月十八日押解至京，拘于御史台，到十二月二十八日才结案出狱。期间，负责审讯的御史台对他严厉拷问，意图置之死刑，但负责法律裁断的大理寺、审刑院却认为苏轼所犯的“罪”可据朝廷历年颁发的“赦令”予以赦免，最多剥夺他两项官职就可以抵消。最后，由皇帝圣裁，加以“特责”，贬为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受其连累的苏辙也贬为监筠州盐酒税。

于是，元丰三年（1080）至七年（1084）间，苏轼贬居黄州。他在黄州所作的一首词里，再次以“孤鸿”自比：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

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

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苏轼《卜算子·黄州定惠院寓居作》，龙榆生《东坡乐府笺》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这里的“幽人”、“孤鸿”都在写自己。他原来以“鸿”自喻，是因为必须随朝廷差遣而转徙，不能自主，感到被动不安；但此时被朝廷抛弃了，不再转徙了，却又觉得孤怀寂寞，有不被理解之苦，所以这“孤鸿”仍是精神上遭流落的象喻。

不过，“拣尽寒枝不肯栖”，情愿停在寂寞的沙洲上，表明这“孤鸿”对自己的栖身之地有所选择。有选择就是一种主体意识，与完全被动的随风飘荡之鸿有所不同了。――这不能不说是贬谪的打击唤醒了苏轼对主体性的自觉，大抵贬居的时候对“自我”的关心总比身任要职时期更多。

苏轼在黄州所作的诗歌中，还有一首包含了写“鸿”的名句：

东风未肯入东门，走马还寻去岁村。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江城白酒三杯酽，野老苍颜一笑温。已约年年为此会，故人不用赋《招魂》。

（苏轼《正月二十日与潘郭二生出郊寻春，忽记去年是日同至女王城作诗，乃和前韵》，《苏轼诗集》卷二十一。）

诗意是说，每年在相同的时间、约相同的朋友到相同的地点聚会，喝酒写诗，这样的生活很好，不必因为是贬居就不快乐。这里写的“秋鸿”，有了候鸟的另一种属性。在“雪泥鸿爪”里，那个“鸿”只是迁徙、飘零，不知道会去哪里；而这个“秋鸿”是会回来的，一年一度到相同的地方。

所以，作为候鸟的鸿，春去秋来其实是有规律的，其境遇并非全属偶然。或者说，偶然性并不来自鸿本身，而是来自外力的迫使。人也是如此，自由之身可以与喜爱的环境反复温存，听命于朝廷的仕宦生涯才会四处漂泊。这个时候的苏轼年近五十，而坚持“新法”、亲自主政的宋神宗只有三十几岁，苏轼当然不能也不敢因为政见不同，就预想皇帝会英年早逝，他只能为仕宦生涯就此结束做好心理准备，调整心态去适应长期贬居的生活，而从中体会到获得自由之身的喜悦。

不过苏轼的仕宦生涯并没有在黄州结束。元丰七年（1084）宋神宗下诏让他离开黄州，改去汝州居住，不久又同意他改居常州。然后，元丰八年（1085）宋神宗崩，年幼的宋哲宗继位，太皇太后高氏听政，起用司马光等“旧党”官员。苏轼也在十一月起知登州，十二月召回京城。元祐元年（1086）任翰林学士，成了“元祐大臣”。就仕途而言，这是佳境，但也意味着自由之身已经失去，他又必须听命于朝廷的差遣而到处转徙，重新陷入“雪泥鸿爪”般的人生境遇。

元祐四年（1089），苏轼再次来到杭州，担任知州。这又是旧地重游，当然跟写“人似秋鸿来有信”的时候不同，那是主动约了朋友旧地重游，这是被朝廷差遣到同一个地方。但这次重游的经历，似乎令他的人生被动、所至偶然之感有所纾解，以诗为证：

到处相逢亦偶然，梦中相对各华巅。

还来一醉西湖雨，不见跳珠十五年。

（苏轼《与莫同年雨中饮湖上》，《苏轼诗集》卷三十一。）

这首诗里没有写“鸿”，但首句“到处相逢亦偶然”，正好就是“雪泥鸿爪”喻义的直写。太渺小的生命个体在太巨大的空间里不由自主地飘荡，所到所遇无不充满偶然性，同梦境没有根本区别。而在这样的过程中，人生最珍贵的东西——时间，却悄无声息而冷酷无情地流逝，当老朋友重逢而彼此看到的都是满头白发时，感慨之余，是否为生命的空虚而悲哀呢？在这里，苏轼虽然没有悲叹，可读者分明能感到一种人生空漠的意识扑面而来。

不过，苏轼也提醒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件事：如此渺小的个体在如此巨大的时空中飘荡，而居然能够重逢，那简直是个奇迹，足可快慰平生。所以，此诗的后两句扭转了悲观的意思，等于是在提议为“重逢”而干杯！因了这重逢的喜悦，“雪泥鸿爪”般的人生也弥漫出温馨的气氛，驱走了空漠意识。十五年前，苏轼曾以“白雨跳珠乱入船”（《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五绝》之一，《苏轼诗集》卷七）形容西湖之雨，同样的情景如今再一次出现在眼前，仿佛一段悠扬乐曲中的主题重现，令人陶醉其中。如果说“重逢”是个奇迹，那么即便如何平凡的人生，原也不乏这样的奇迹，使生命具有诗意。

候鸟一年一度到同一个地方，当然也是“重逢”，但那必须是能够自主的生涯；这不能自主的生涯里居然也有“重逢”，便是更值得珍惜的。对于日常生活中发生的一切，不断地深入体会，就会发现很多应该珍惜的东西。我们读宋诗，尤其是苏轼的诗，经常会读到这样的内容。

苏轼离杭归朝，是在元祐六年（1091），此时他的弟弟苏辙已经获得更高的官职，进入了执政官的行列。所以，为了避嫌，苏轼经常申请到外地任官，先后在颍州、扬州、定州等地担任知州，中间也曾有几度在朝，所获得的最高官职是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礼部尚书。这离执政的宰相只有一步之遥，所以《宋史》的《苏轼传》还为他没能当上宰相而感到遗憾。不过苏轼的仕途经历，后来有人概括为一联，叫“一生与宰相无缘，到处有西湖作伴”，他不但自己没当上宰相，而且与宰相王安石、司马光等都闹得不太开心，而他当过地方官的杭州、颍州都有西湖，扬州有个瘦西湖，后来贬谪到惠州，还是有个西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