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榜图书|金融危机博弈中的政治经济学

《金融危机博弈中的政治经济学》,董小君 著,人民出版社

推荐理由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有何坐标意义?危机将对不同经济体产生什么影响?中国政府应如何积极应对?本书由作者的系列决策咨询报告整理而成,系统描绘了危机爆发后各国在经济、政治、国际规则等层面展开的全面博弈,深入研究了国际金融危机后出现的各类问题和挑战,并为中国应对危机及未来发展提出了鲜明的政策建议。全书视野开阔,逻辑清晰,可操作性强,虽是针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而作,但不仅限于此,时至今日,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导语】金融危机一方面是“危”,要求各国采取宏观调控政策开展救助;另一方面是“机”,是一个加强全球治理的重要机遇。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各国在经济、政治、科技、生态、国际规则方面展开博弈。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如何持久保持发展动力和竞争力,本书立足当前面向未来,从战略与战术视角作出研究分析,政策建议针对性强,值得一读。

九、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及中国的机遇

2017年6月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引起国际社会一片哗然。在2017年9月4日召开的二十国集团峰会上,美国对气候问题的坚持,更令峰会罕见地分裂为“1+19”。美国为什么要退出《巴黎协定》?美国退出对全球气候治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对于中国来说是机遇还是挑战?

(一)美国退出《巴黎协定》的深层次原因

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并非一时的冲动,而是在多重目标、多重压力与利益集团博弈下的选择。

一是在近期与远期“双重目标”冲突下的选择。特朗普近期目标就是要提振本国经济,并把制造业复兴和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建设作为其实现途径,这势必会增加温室气体排放,客观上需要寻求更宽松的环境管制,这与奥巴马政府在《巴黎协定》提出的国家自主贡献的“远期目标”发生冲突。对追求“利益优先”的特朗普来说,制造业复兴是特朗普这届政府能够看得见的“收获”,而美国在国际上领导力和影响力那是长期的一时难以见效的利益。在两者中,他选择了前者——提振本国经济的近期目标。退出《巴黎协定》的当天,美国股市道琼斯工业指数小幅上涨0.5%,说明美国投资者整体支持这一行动。

二是在国内与国际“双重政治压力”下的选择。美国民主党一直认为这一代人所面临的最大威胁是气候变化;而特朗普所在的共和党普遍信奉自由市场理念,向来反对政府采取任何强制性减排措施。根据美国著名智库“美国进步中心”发布的调查报告,新当选的100多位共和党议员中,超过50%的人否认“人类行为造成气候变暖”之说。特朗普执行时间不长,他目前面临国内空前的弹劾压力。能否与美国共和党保守派搞好关系,直接影响其政权的稳定。退出《巴黎协定》也是为获得共和党内的支持。

三是在传统能源与新能源“利益集团博弈”下的选择。美国是一个多元政体的国家,一项政策的出台受到多方利益主体的影响。多年来,围绕能源政策一直存在着多种经济利益集团的博弈。民主党一向主张发展清洁能源,为了节能减排,奥巴马政府大刀阔斧地建设新能源产业,并对车企制定了相当严苛的碳积分政策。而共和党与石油公司关系密切,这些石油利益集团在竞选中曾给予共和党大力支持。特朗普认为,美国的经济发展和就业增加要靠传统能源来带动。据美国劳工部统计,目前化石能源行业就业的200万人,是可再生能源行业员工人数的3倍。提升美国传统能源行业就业水平,也是美国考虑的主要因素之一。

(二)美国退出对全球气候治理格局的影响

《巴黎协定》是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适用于所有缔约方的国际协议。美国退出,对全球气候治理影响有多大,这取决于全球气候治理模式处于什么样的阶段。

经历四十多年的发展,全球气候治理模式经历了四次大的转型:

第一阶段:“科学与技术驱动型”的“自上而下”治理模式(20世纪70—90年代)。早期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认知仅仅局限于科学界。全球气温升高是源于自然因素的周期性变化,还是与人类活动的碳排放有关,科学界一直存在争议。科学家通过系统的科学研究逐步形成气候变暖的共识,这种新的认知是在科学家的宣传和技术专家的推动下,得到广泛传播。

第二阶段:“科学与政治驱动型”的“自上而下”治理模式(20世纪90年代至2007年)。这个阶段的特点是环境问题开始政治化。由于科学家与政治家的联姻,全球气候变化与环境保护,已超越了科学范畴,变成了政治命题。科学家通过其研究成果来影响政治,改变了政治家原有的过分依赖化石能源发展经济的偏好。而政治家乐于接受科学家的科研成果,是因为低碳经济能够成为发达国家继续管控世界的新方式。由于美国在2007年之前是全球第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拒绝参加气候谈判,因此,这个时期的全球气候治理主要是欧盟在主导,更多反映了欧盟的利益与偏好。在欧盟的推动下,国际社会签订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92 年)、《京都议定书》(1997年)、《巴厘路线图》(2007年)三个气候协议,建构了全球气候变化的基本治理框架。

第三阶段:“政治与外交驱动型”的“自上而下”治理模式(2008—2015年)。欧洲的环境政治最初只是局限于欧盟,难以成为全球政治。当美国于2007年重返《巴厘路线图》后,环境问题开始全球化,并成为国际外交的重要砝码。由于参与治理的行为主体日益增多,在不同议题上产生了不同的气候谈判集团,逐渐形成了大国主导的“三足鼎立”利益格局:一是作为发起者和推动者的欧盟,是国际气候谈判的重要政治力量;二是以美国为首的“伞形集团”,提出终结《京都议定书》论;三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坚持“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原则。各利益集团都试图从各自利益出发,提出有利于本国经济发展的气候政治话语,并极力说服其他国家接受和认同这些气候政治话语。

第四阶段:“社会文化驱动型”的“自下而上”治理模式(2016年之后)。2016年,接近全球80%的温室气体排放的154个国家签订了《巴黎协定》,确定了2020 年后的治理安排。《巴黎协定》的达成是各国搁置政治分歧共同应对全球气候威胁的成果。各国根据自身情况以“自下而上”的方式提交“国家自主决定贡献”方案,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重新解释的基础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达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在这一阶段,由于大量社会力量的介入,治理的民主化水平显著提高。

如果说,在前三个阶段,作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和第二大温室气体排放国的美国参加与否,的确会影响气候谈判的进程,如2001年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后,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等国也相继退出。但在“社会文化驱动型”治理阶段,不仅“全球气候变暖灾难论”已获得“政治正确”的地位,而且“全球认识共同体”已经形成,各国“自下而上”的社会文化力量在自觉推动着节能减排,新的国际秩序正在形成,仅凭特朗普一己之力和美国一国之力,改变不了整个世界走向低碳节能的发展趋势。

特朗普改变不了全球气候治理格局,但并不排除美国会有一些隐形支持者。没有签署《巴黎协定》的尼加拉瓜和叙利亚,对减排本来就不积极的石油输出国、减排成效较差的澳大利亚,都有可能再次成为美国阵营中的一员。正在大力推进工业化进程的发展中国家,减排力度也可能停滞或采取观望态度。

(三)抓住机遇努力提高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话语权美国退出,对于中国来说,无疑是利好。中国的经济发展不仅会获得相对宽松的外部环境,而且可以利用美国退出留下的全球治理真空,扩大国际影响、争取更多的道义得分。在全球气候治理中,中国要善于像西方发达国家一样,将自己的国家利益包装在国际利益之下,从国家战略层面上塑造国际气候治理秩序。

1.在提升“道义形象”与承担“全球责任”的能力上寻求平衡

随着全球治理模式从“自上而下”向“自下而上”的转型,国家的道德性和自觉性更加凸显。我国应该逐渐适应这样一种变化,填补美国退出气候协议留下的空间,努力塑造道义形象。但与塑造道义形象相关的是,国际社会对中国担当的普遍期待。在中国温室气体排放量占全球26%的情况下,中国承担的责任要与现实国情、自身能力、发展水平相适应,谨慎对待,留有余地,警惕被其他国家“道义”绑架。

2.与国际社会结成广泛的气候议题联盟

一是深化与印度、南非、巴西“基础四国”的合作。要求国际气候法案明确计算“各国可允许二氧化碳排放量”,将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与碳排放峰值相关性写入补充条款中。二是与日本、德国结成“生产国”利益共同体。目前国际社会减排模式是“谁制造谁承担减排责任”,这对生产国(中国、日本、德国)来说是不公平的。而消费国(欧洲、美国)的碳排放主要体现在消费领域。在谈判中,中国要与日、德共同推出“消费端、生产端”两端减排机制,争取日、德支持。三是与欧盟深化合作。在美国退出的情况下,欧盟会有前所未有的结构性压力。中国应当充分利用这种有利形势,迫使欧盟在某些关键领域作出让步。如禁止欧盟对中国的新能源相关产品进行反倾销调查;要求欧盟向中国转让低碳“核心”技术;要求补充只对中国有利的条款,如以新增林木储量抵扣二氧化碳减排量。

3.建立“一带一路”碳交易市场

目前国际上碳交易市场有四种形式:清洁发展机制(CDM)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交易市场,联合履行机制(JI)是发达国家与转型国家的交易市场,国际排放贸易(IET)是发达国家之间的交易市场,欧盟排放交易(ETS)是欧盟内部的交易市场。这四个市场交易机制有一个共同特点,通过“境外减排”为发达国家提供了灵活履行减排的机制。但目前国际碳交易体系明显缺失一个对中国有利的碳交易市场,这对于未来接受“总量指标”考核的中国来说非常不利。通过建立“一带一路”碳交易市场,中国既可以输出光伏等成熟技术,又能构建“碳—人民币”交易体系,提高全球碳贸易中的人民币结算能力。

4.征收国内碳税,以应对国际“碳边境调节税”

当特朗普宣布美国将退出《巴黎协定》时,其他发达国家为了不让美国因此获得竞争性优势,有可能转向征收“碳边境调节税”,即通过制定统一的国际碳税标准,对那些在本国没有征收碳税国家的出口商品施加惩罚。中国不能被动等待,应在发达国家征收“碳边境调节税”之前,先征收国内碳税。因为双重征税是违反世界贸易组织原则的,如果我们征收了国内碳税,就会免于在国际上被征收“碳边境调节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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